奥克兰市中心，由新西兰福建商会主办的《闽商精神》纪录片和刊物发布会举行，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、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长米切尔、国会议员陆楠、福建商会会长陈福祥及300余位侨领到场。
万里之外的福建宁德，安发国际2026年市场核心骨干大会在安发（福建）生物科技园启幕，近八百名市场骨干齐聚。
高益槐教授与高炜总裁虽未亲临奥克兰发布会，但父子二人是这部《闽商精神》纪录片的受访对象，讲述在新西兰的创业经历。
纪录片片段在奥克兰首映，也在宁德会场大屏上放映，八百人看着屏幕里的片段，沉思良久。
这是一种更妙的在场——人未至，精神已跨越山海。
缘起与出海：1990年代，第一代闽商的无声起跑
1991年前后，首批福建移民踏足新西兰时，面对的是一个成熟却陌生的发达经济体。
语言不通、资源匮乏、规则迥异，多数人不得不从最底层的体力活做起。
高益槐教授后来用“哑巴经商”来形容那段日子——听得懂的少，说得清的更少。
没有现成的根基可循，这一代闽商只能从零开始，在异国他乡硬生生闯出一条路。
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，高益槐教授为何仍选择前往新西兰深造？
答案分三层。
首先是学术邀请，他当时已是国内食用菌领域的权威，凭借竹荪、香菇代料栽培技术斩获国家发明奖金奖，并获评“中国50名优秀青年科学家”，其学术造诣引起了新西兰皇家科学院的关注。
其次是科研瓶颈，他一直想解开“香菇为何能消炎、灵芝为何能救命”的科学谜题，但受限于当时国内的设备条件，无法深入开展医学营养学研究。
最后是个人执念，正如他后来所言：“我是第一个以教授身份受聘的华人，肩上担当一份特别的责任，要对得起闽东父老。”
1992年10月，43岁的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的一千美金，以访问学者身份奔赴新西兰，开启了这段科研苦旅。
坚守与突破：父子齐上阵的科研与创业
到了新西兰后，科研攻坚的苦，父子俩各有各的尝法。
高益槐教授的难，是“哑巴吃黄连”的科研苦。
语言关要背单词到厕所里都挂着纸条；实验室设备坏了要自己修；为了采集菌菇标本，他背着干粮睡袋钻进南阿尔卑斯山，风餐露宿，上千种标本才勉强填满实验台。
最窘迫时，他把生活费全贴进了实验，长期靠方便面充饥，直到后来不得不切除胆囊。
好在1998年3月，实验室器皿底部那层从未见过的沉积物——灵芝活性多糖D6的出现，让这六年的谜题终于松动。
而高炜总裁的难，是从“铁饭碗”跌落谷底的体能苦。
1995年，21岁的他刚从福建农学院毕业，机场旁的肯德基还没吃完，父亲就通知他：“明天去养鹿厂打工”，第二天，他便和洋劳工一起干重体力活。
1998年父子三人（高益槐、高炜、长子高贺）在奥克兰西区一间不足30平米的车库创立安发时，没有办公室、没有电脑，只有一台二手包装机和提取器。
高炜总裁白天打工，下班后开着那辆“哪儿都响就喇叭不响”的福特车，穿梭在奥克兰街头推销，递出的名片常被路人随手扔进垃圾桶。
既然技术突破了，科研成果如何变成工业化产品？
D6的发现让安发拿到了入场券。低温水醇酶提取法将多糖活性保留率从传统高温法的20%拉升至90%以上，生物活性提升了3-5倍。高益槐教授顺势构建了“三效关系”、“三功理论”和“微复方”三大理论，奠定了安发的科研底座。
但工业化这条路，走得比科研还磕绊。
1999年APEC峰会上，甘诺宝力被新西兰政府选为赠予德国元首的国礼，安发一夜成名，随之而来的建厂资金缺口却成了拦路虎。
高益槐教授抵押了在新西兰的房子，父子俩白天打工、晚上摆奥克兰Freemans Bay跳蚤市场，专挑打折菜吃。关键时刻，还是新西兰福建同乡会伸出援手，会员们五万、十万地凑钱借给他，赚了再还。
“福建人很抱团，很互相守望相助。”高炜总裁后来这句话，道出了闽商精神最朴素的注脚。
2003年，安发终于在奥克兰买下15000平方米土地，建起集研发、提取、包装于一体的生物科技园，成为当时亚洲移民中第一家重资产投入生物制造的企业。
创业与互助：闽商社群织起的隐形网络
牌子是立起来了，但货怎么卖出去？
1998年安发刚创立时，西方市场对东方本草充满陌生感。父子俩决定先打亚裔圈层——聚焦华人、日韩及新加坡移民，讲清楚β-葡聚糖的分子机制，避开文化解释成本。
等口碑立住了，再向外溢出就容易多了。
但是单靠产品还不够，谁能帮这群异乡人托住底盘？
这时候，闽商社群这张隐形的网起了关键作用。新西兰福建商会（陈福祥会长）、福建同乡会及26个高校校友会（农林大、福大、厦大等）构成的网络，至少在三件事上托住了安发：
资金：建厂缺口期的同乡拆借，没有抵押、没有复杂合约，全靠乡音里的信用。
经验：餐饮业、建筑业、贸易业的先行者把开店、供应链、合规经验倾囊相授。高炜总裁从生产部经理一路做到总裁，商会里的“老闽商”是他避坑的重要信息源。
身份归属：在异国他乡，一句“我是福建人”，往往比任何商业计划书都管用。
这种“善观时变、敢冒风险、合群团结、恋祖爱乡”的十六字内核，后来被陈福祥写进《闽商精神》特刊，并在2026年5月由纪录片影像化。而高益槐教授、高炜总裁父子，正是这部片子里最重要的主角。
布局与回归：从奥克兰车库到宁德千亿愿景
有了在新西兰的重资产打底，安发的产业版图开始真正“落地生根”。
2003年，安发在奥克兰买下15000平方米土地，建起集研发、提取、包装、种植、展示于一体的生物科技园。这一步，让安发彻底摆脱了“车库手工作坊”的标签，正式跨入国际健康产业集团的行列，这比多数亚裔企业早了至少十年。
站稳脚跟后，高益槐教授做出了第二次重大抉择——把根扎回故土。
2005年，他放弃新西兰的安稳科研，回到福建宁德东侨经开区，砸下28亿元投建安发（福建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。这一举动不仅填补了当地生物医药产业的空白，更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。
这座占地125亩的园区，累计工业产值已近160亿元，创税超7亿元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“生物资源—生物科技—生物产业—生物经济”的安发模式，企业将消耗农林菌渔原料超15万吨，直接带动5万余户农户增收近15亿元。
目前，全国20余处GAP种植基地总面积超3.6万亩，真正实现了“让土地和人都活起来”。
如今，这份“源于新西兰、立足中国”的战略已辐射全球。
截至目前，安发的市场覆盖中国30个省市及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（包括新、澳、美、东南亚等）。在国内，拥有甘诺宝力专卖店1000余家，安发本草中医诊所528家及联合诊所73家。作为新西兰对华投资榜首的企业，安发累计对华投资已达33亿元人民币，并以34.99亿元的品牌价值入围福建首届品牌价值百强。
精神传承：2026年的安发答卷
把科研做扎实了，剩下的就要交给时间。
高益槐教授常对后辈说：“要克服困难，要正视困难，要突破困难。没有这种勇气，做不成任何事情。”这话听着朴素，却和他童年被铁钉扎伤、外祖父用香菇敷伤口的记忆紧紧连在一起，也让他“活性多糖之父”的院士头衔有了来处。
他常提的另一句话是：“健康产业是刚需，更是善业。”2020年疫情，安发在宁德紧急上线日产15万只口罩的生产线，个人和企业捐款捐物近千万元。
这种把科技温度落到实处的做法，就是他交出的第一份答卷。
从安发的案例看，当代闽商精神在海外华侨群体中呈现出哪些新的内涵？
如果说高益槐教授交出了科研的答卷，那么高炜总裁和安发则展示了新时代闽商的进阶之路，传统闽商讲的是“爱拼会赢、恋祖爱乡”的海洋叙事，到了他们这代新华侨，内涵被实实在在地拓展。
首先是科研属性。他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商贸型移民，而是把实验室成果、顶刊论文带回国的“科技侨”。
2026年3月，77岁的高益槐教授联合同济大学王红兵教授，在《Carbohydrate Polymers》（IF=12.5）发表PSP-1-1论文，首次用现代分子生物学解释了“九蒸九晒”黄精“久服轻身延年”的传统功效。
其次是双核驱动。2021年起安发确立“医药+康养”战略。高炜总裁作为二代掌门，一手抓安发本草，一手抓甘诺宝力。2026年3月31日上海科研年会，中科院院士裴钢、高益槐教授、高炜总裁同台定调“十五五”科研方向。
最后是侨领担当。高炜总裁现任新西兰-中国科技经济促进会执行会长、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等职。
2024年，他促成前新西兰国家党党魁、经济发展部长Simon Bridges率17人经贸团考察宁德，把“宁德名片”递到了中新高层对话桌上。
这种从“做生意”到“做科研”、从“个人富”到“帮众人富”的转变，正是新一代闽商最鲜明的底色。
纪录片里，那辆旧福特车早就退役了，但安发从新西兰车库到全球21国市场的路，却越走越宽。
高益槐和高炜父子用两代人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：
车子喇叭可以不响，但只要轮子还在转，信义还在守，路就在脚下。
这，大概就是《闽商精神》里最动人的那部分。
